一、  藏传佛教的东渐及在北方地区的弘传

 

    元朝，是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的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元朝的统治虽然相当短暂，甚至血腥而残酷，但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却非常巨大。仅本文所涉及的相关内容就不难看出：它几乎是在给中原的汉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冲击的同时，也把许多的少数民族地区带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西藏就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正式划入了元帝国的版图。继之的明朝则继续维系着中央政权对西藏的管辖，而藏传佛教也继续在元代开拓的云南、四川、甘肃、青海、内蒙、山西五台山、北京等地蓬蓬勃勃的发展着。

1、             从雪山会盟到佛道之争

    根据《安多政教史》后来的描述，将藏传佛教最早带到蒙古的是居住在湟水之南的英雄斯纳·多杰坚赞的两个儿子斯纳兰巴与斯纳格西。斯纳家族亦从此和蒙古王室建立起持久的联系。斯纳部落属于西藏上古六大姓氏中的董氏，源于党项，约在宋代时就居住在今天青海和甘肃西南的河湟之间。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很早就成了萨迦派与蒙古王室来往的桥梁。也有人认为，早在1223年成吉思汗西征取道藏区东还时，就开始与藏族宗教界上层有了来往，还曾赠给萨迦派四祖班智达·贡噶坚赞许多珍贵的礼物。

但是，西藏宗教界与蒙古统治集团的真正结盟当始自元朝初年。那时，蒙古骑兵已占据了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窝阔台第三子阔端亦率军深入藏区。当时萨迦派四祖班智达·贡噶坚赞出于维护该教派与整个藏区免遭大规模战乱的根本利益，遂于1247年应邀携八思巴等与阔端在凉州会晤。此举不仅确立了萨迦派在西藏代行统治的地位，且使得蒙古皇帝逐渐疏远了也里可温教（汉地称景教，即天主教和古代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蒙语称谓）、萨满教，开始信奉其教法，并进一步通过元朝的建立影响到内地。

1251年，萨班和阔端先后谢世，八思巴（意即圣童）就任座主，当时年仅17岁。其时，蒙古王室内部的斗争日益白热化，贵由汗死后不久，权力中心由窝阔台系转到拖雷一系，蒙哥即汗位，以忽必烈辖西夏故地及西藏诸部。客观地讲，在蒙哥汗时，蒙古上层对西藏各教派并无明显偏爱，仅对噶举派和萨迦派略多依重而已。

为巩固萨迦派在西藏的统治地位，1253年，八思巴应诏在六盘山会见了忽必烈，这也是他第二次见到忽必烈。后来，在察必王妃的帮助下，他又为忽必烈和察必王妃授喜金刚灌顶，有了师徒之实，从而深得忽必烈的欢心。“雪山会盟”后，他又追随忽必烈达八年之久。1259年忽必烈夺得汗位后，遂被封为国师，得以统辖卫藏、朵藏十三万户，执掌政教大权和兼管全国的佛教事物，成为元代最有影响的藏传佛教领袖。1270年他更被封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造文字、辅治国政、王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仅封号就达34字之多。自此，元代设帝师一职相沿不变。据《元史·释老传》和诸帝本纪中的记载，历任帝师14人中，除3个代理者外，7人出身萨迦昆氏家族，另4人亦为萨迦派高徒，竟无一例外。

八思巴多年追随忽必烈在内地的活动，他无与伦比的尊崇地位及博学多才的人格魅力，无疑给藏传佛教的东渐创造了有利的契机。其具体的事例很多，至为重大的两件是不能不提及的。

第一件发生在1257年，当时，元宪宗蒙哥从漠北率师南下意图剪除诸王势力，八思巴为了给忽必烈分忧，遂于军中营帐中亲作“不动佛护摩仪轨”和“五天女赞颂”，并专程朝拜了五台山，成为第一个朝此中原佛教圣山的藏传佛教领袖。他在《赞颂文殊菩萨——花朵之缦》中认为五台山是金刚界曼荼罗（坛城），五台则为五方佛的生灵座，并将其比作金刚乘的五部。他这样写道：就象佛经中所述佛祖的圣山须弥山一样的五台山，“基座像黄金大地牢固，五峰突兀精心巧安排：中台如雄狮发怒逞威，山崖像白莲一般洁白；东台如同象王的顶髻，草木像苍穹一样深邃；南台如同骏马卧草原，金色花朵放射出异彩；西台如孔雀翩翩起舞，向大地闪耀月莲之光；北台如大鹏展开双翼，满布绿玉般的大树。”“为救护愚痴所苦之众生，大圆镜智之主大日如来，在中台示现佛部部主身，向你救护色蕴之尊顶礼！为救护嗔怒所苦之众生，法界体性智之主阿●佛，在东台示现金刚部主身，向你救护识蕴之尊顶礼！为救护悭吝所缚之众生，平等性智之主宝生佛，在南台示现宝生部主身，向你救护受蕴之尊顶礼！为救护贪欲所苦之众生，妙观察智之主阿弥陀佛，在西台示现莲花部主身，向你救护想蕴之尊顶礼！为救护嫉妒所苦之众生，成所作智之主不空成就佛，在北台示现羯磨部主身，向你救护行蕴之尊顶礼！”他的这篇颂赞给五台山赋予了新的密宗内涵，在藏地佛教信徒中产生了极大影响，为后来五台山亦成为藏传佛教圣地之一奠定了信仰的基础。

第二件即宪宗蒙哥到世祖忽必烈在位时发生的“佛道之争”。

元朝初年，就蒙古王室而言，其对于各种宗教采取的均是保护利用的政策，但中原地区尤以全真教的发展为迅猛。

全真教兴起于金代中期，创始人就是王●（音哲）王重阳。他原名王中孚，陕西咸阳大魏村人，学道之后道号重阳子，改名●。其早年学习儒家学说，又练过武功，终无所成，“于是慨然入道”。他认为：“禅僧达性而不明命，儒人谈命而不言性”，都不够全面，故主张三教兼修达到“全真”的境界，并以道家的《道德经》、佛家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儒家的《孝经》为必修经典。

其实，自两汉以降，儒、释、道经长期的共同发展后，便逐渐开始合流，宋代时已大体为人所接受。只不过全面提出“佛教慈悲利生为本，老君谦退远害为功，儒法济民忠孝为首。忠孝行则可以全家国、播身命，谦退行则可以解纷争、除后患，慈悲行则可以济群灵、穷性命，”置三教思想精华为一炉，当首推全真之功。所谓“鼎有三足，共力扶持”之说，其实与王●的根本主张而论，当还有一段距离。

后来，王重阳离开关中东游，至山东宁海马钰家住下，建成全真庵，先后收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诸弟子（即所谓的北七真或“全真七子”），不数年间即发展成中原颇具影响的大教派，遂引起宋、金、元三方政权的注重。

到了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早已退隐山林的丘处机（道号长春子）被蒙古使臣强召至燕京，旋又在成吉思汗的催促下，率尹志平、李志常、孟志源等十八大弟子由蒙古军护送西行前往西域。历时两年，一行人抵达元太祖帐前，受到了成吉思汗的隆重礼遇。蒙古大军讨平回纥班师之后，成吉思汗“设庭燎，虚前席”，经常向其讨教治国、养身等等道理，他即以“节欲保躬，天道好生恶杀，治尚无为清静”等等道家的基本信条加以解说，深得太祖首肯，并在他告还时“赐号神仙，爵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

丘处机的得宠使全真教声名大振，回到燕京后，燕京行省蒙古断事官札八儿更将今钓鱼台以南一带数千亩良田全部施与全真教。1227年，成吉思汗又降旨，将天长观改名长春宫，金代旧行宫改称万安宫，并赐金牌虎符以为统领天下道教的权力标志。直到丘处机病故，尹志平、李志常等掌教时期，全真教在北方的影响依然如日中天。北京及周边地区道观林立，其中十之八、九皆为全真名下。

我们知道，每一种学说都有着极强的排异性，否则的话也就谈不上学说乃至信仰了，何况宗教尚要求一种令人五体投地的崇拜呢！全真教就正是在全盛时期，开始试图“灭三教而独显，超千圣以居尊。”他们利用前代道教文人杜撰的《老子化胡经》、《十异九速论》、《道佛先后论》等书广为刊行传播，“张老聃出于空洞之前，屈迦文降于周庄之代”，“周公屈膝于床前，孔子厥角于座下”，宣扬儒学和佛教均源于道教，因此道教实应处于首位，以期争得该教对整个宗教界的统治地位。在行动上，其仰仗上有王室靠山，下有数万徒众，便有持无恐起来，仅燕京及所属州县就有观音院、净恩寺、资圣寺、龙泉寺、净因寺、报国寺等大批房舍、良田、麻地、栗枣园、菜圃被强行霸占。夺寺庙以改道观，毁佛像而塑道君的事件其后也变得屡见不鲜了，无怪《至元辩伪录》中称：“虽庄侨狼戾与南荆，盗趾跋扈于东鲁，方今剽劫，未为过也。”

但是，蒙哥即位之后中原的禅、律二宗已逐步有所恢复，特别是忽必烈主持中原政事，更使得藏传佛教的影响亦随之进入燕京地区，加上留驻漠北的皇弟阿里不哥同样具有崇佛抑道的宗教倾向，遂使佛教界蓄势以待，决心伺机奋起一搏。

有元一代三次佛道大论争的导火索，终于在宪宗五年（1255年）因《八十一化图》的刊行而被点燃。

当时，蒙哥命少林长老福裕在都城和林建造佛寺，恰好全真教为扩大影响，将《老子化胡经》编成了一部连环画《八十一化图》携至和林传布。于是福裕将此图集交给了大学士安藏。安藏虽然身居高位，却是个落发的名僧，自然阅后“斥其伪妄”，遂经阿里不哥之手上呈蒙哥，引发第一次佛、道之争。

是日，蒙哥在大内万安阁摆下御案，亲自主持辩论。丞相钵剌海、大学士安藏及亲王贵戚在侧，合剌合孙充当翻译，召少林僧福裕、全真教首领李志常等“对面穷考，按图征诘”。佛教群僧引经据典，口若悬河，李志常则“拱默无言，面赧汗出，”一无所对。一者佛教界是有备而来，举凡被道家侵占的田产寺庙均有根有据；二来全真教毫无防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加之《八十一化图》本来就是假冒伪劣之作，自然漏洞百出，遂大败。

九月底，蒙哥颁旨，命燕京行省首席断事官布只儿全权处理佛道之争善后事宜，并请历侍太宗、定宗的北印度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名僧那摩大师秉公而断，但大体上仅限就假经是否新造加以澄清，将道士所毁佛像改正过来还要追究当事者责任，于全真教本身却未伤筋骨。同时“若和尚每坏了老子，塑著佛像，亦依前体例要罪过者”，也算给了该教一些面子。因此佛教界仍不满意，那摩大师、金灯长老等遂又寻由找忽必烈状告道士。忽必烈大怒，将全真教代掌门张志敬打了个头破血流，可毕竟于事无补。翌年五月，佛教界又北上和林拜见蒙哥，意欲再开论战。不巧的是，全真掌教李志常病逝，一应门人大举筹办丧事，无暇他顾，论战只好告吹。

由于两教在朝中各有所依，势力旗鼓相当，所以问题没有解决，矛盾愈演愈烈，终于导致第二次大规模的佛、道之争。

宪宗八年(1258年)，蒙哥令皇弟忽必烈主持处理中原地区的佛、道纠纷，元代最大规模的佛、道论战遂拉开帷幕，且后果极其悲惨。

当时，忽必烈在新建成的开平府王邸，召集儒、释、道三教名流以及手下官吏七百余人。其中，佛教界除印僧那摩国师外，藏传和南传佛教两系的代表人物有八思巴国师(后升帝师)、西蕃国师、河西国僧、外五路僧、大理国僧等；中原各地的名僧有从超、德享、祥迈、明津、至温、道玄、从伦、道寿、善朗等，共300余僧。以全真教一派为代表的道教界人物有燕京道士张志敬、樊志应、魏志阳、堆志融、周志立、申志贞、马志宁、张志柔以及中原各地道士赵志修、李志全、于志申等200余道人。忽必烈手下重要官吏则有：丞相蒙速速、丞相没鲁花赤、平章政事廉希宪等以及著名儒家代表窦默、姚枢等也是200余人众。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四年前的和林之争，聚集的三教人物几乎皆为头面人物和一时之选的名流宿儒。争论的主要内容与第一次佛、道之争大致相同。一是《老子化胡经》等碑石经版的出处年代问题；二是庙宇被夺及毁改塑像诸因；三是房舍田产等究竟属谁。因为与会者太多，反不易从容辩答，遂由道、佛两方各派出17名代表，并约定，“但僧家无据，留发戴冠；道士义负，剃头为释。”并由尚书姚枢等人担任裁判，以示两不偏袒。

    这次论战，全真教预先虽已充分准备，且于当会之际极力争辩，但终因其原本理亏，而佛教群僧则充分发挥了善于论战的特长，又积极拉拢蒙古官吏和儒士。因蒙古人是北方游牧民族，亦为“胡人”，你这里口口声声大谈化胡，当然极易引起蒙古显贵的反感，加之忽必烈本人正热衷于藏传佛教，与八思巴交已非浅，自然不无偏袒之词，佛家遂处处占据主动。《至元辩伪录》中就记载了八思巴与群道一段精彩的辩论。书中说，当有道士以《史记》诸书为其“化胡”说作根据时，八思巴问：“此谓何书？”道士云：“前代帝王之书。”忽必烈遂质问道：“今持论教法，何用攀援前代帝王?”八思巴续道：“我天竺亦有史记，汝闻之乎?”道士当然不曾听闻，只得称：“未也。”于是八思巴说：“我为汝说天竺《频婆娑罗王赞佛功德》。有曰：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当其说时，老子安在?”道士愕然不能以答。八思巴追问道：“汝《史记》有化胡之说否？”道士只得说：“无”。八思巴又追问：“然则老子所传何经？”道士称：“《道德经》。”“此外更有何经？”曰：“无。”八思巴遂道：“《史记》中既无，《道德经》中又不载，其伪妄明矣。”最后，全真教士理屈辞穷，姚枢当庭宣布，佛胜道败。于是，忽必烈如约下令：“上件《八十一化》等伪经及有雕底板木，并令烧却。并天下碑刻之文、塑画之像，道家无底，尽与铲除。”并明确开列出应立即查禁焚毁的“伪经”之目，计有《化胡经》、《犹尤经》、《太上实录》、《三破论》、《十异九迷论》、《钦道明证论》、《明真辩伪论》、《辅正除邪论》、《谤道释论》、《赤书经》、《三教根源图》等三十九种。又令天下道士将所列之伪经及经板，“如圣旨到日，拘刷前来，于燕京稠人广众之前，并皆焚毁，杜绝邪源。若私畜者，准制科罪。”在寺宇及财产、塑像方面，佛教被全真教等所占夺和各地寺宇、山林、水土共482处，限令悉数归还。寺中改塑、增绘的老子像，“塑者碎之，画者洗之，所有乖戾，并与迁革。”同时，代表全真教出场的，樊志应、魏志阳、张志柔等17名道人，均被使臣脱欢押至龙光寺削发为僧。这些人押回燕京后，“遍散诸寺，无一逃失。若去了者，与贼同罪。”

    全真教受到这次致命打击后一蹶不振，也永远失去了在蒙古王室中的尊宠地位。忽必烈即位后，为示怀柔，曾对全真教示以安抚，以趋利用。如中统二年(1261)下诏，赠全真教已故掌教尹志平“清和妙道广化真人”，李志常“真常上德宣教真人”。第二年，赐掌教张志敬“光先体道诚明真人”封号，夸赞他“志行修洁，问学淹该，甫逾不惑之年，纯作难能之事。增光前辈，垂法后人。”到了至元六年(1269)又下诏书，追赠王  等全真教五祖以帝君、真君称号，丘处机等全真七子“真人”称号等。

由于全真教道众对于忽必烈的这种姿态错误地加以了理解，认为重振昔日威风的机会已到，遂暗中策划，企图阴谋报复，致诱发了第三次佛道之争。 

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大都城中长春宫众道士，受提点甘志泉、知宫王志真指使，“自焚廪舍”反声称是僧录广渊所为。后经中书省、枢密院诸官两下里一审，众道自难圆谎，遂判定为全真教诬陷佛家。忽必烈勃然大怒，于六月颁下圣旨，命枢密副使孛罗等严加惩处一干道士。圣旨上说：“这先生每明白招来了上头，为头儿底杀了两个也。别个的割了耳朵，鼻子的割了也。别个的打了也。其余的交做了军也。这般断了也，饮此。”于是，为首的两个杀了头，其他群道有割耳朵、挖鼻子的，有打板子充军的，其状真真儿是惨烈异常。

这时的佛家诸僧官也顾不得慈悲为怀，反落井下石，上奏忽必烈，称“往年所焚道家伪经板本化图，多隐匿未毁，其《道藏》诸书，类皆诋毁释教，剽窃佛语，宜加甄别。”于是忽必烈又命枢密副使孛罗、前中书省左丞张文谦、秘书监焦友直、释教总统合台萨哩、太常卿忽都于思、中书省客省使都鲁，以及在大都的各寺主持、方丈等共往长春宫，会同道教各派领袖张宗演、祁志诚、李德和、杜福春等，进一步辨论《道藏》各经的真伪。到至元十八年（1281年）十月告成，元朝诸官“张易等言：参校道书，惟《道德经》系老子亲著，余皆后人伪撰，宜悉焚毁。从之，仍诏谕天下”。令下之后的第三天，“集百官于悯忠寺，尽焚道藏伪经杂书。遣使诸路，俾遵行之。”

这一事件最终改变了元初道教的优势地位。从论争肇兴，有李志常被骂为“畜类”，张志敬遭辱打“头面流血”在前；有17道被迫落法为僧，而至割耳剜鼻，焚毁巨典《道藏》于后，全真教劫难遍及于全国，再也无力与佛教争锋。而藏传佛教则正是从此之后，开始在内地弘传，历元、明、清三代，迄今达七百年之久。

2、             亦怜真、阿尼哥与白塔寺

佛家视佛、法、僧为三宝，而通常用历史的观点考查，宗教思想及与之相应的偶像崇拜；宗教组织加上其对社会精神、文化的影响或控制；寺庙或教堂经济的发生和发展，即成为一种宗教实质性地进入一个地区的标志。

1270年八思巴被封帝师后，在宗教界的地位已无人能出其右。1274年，八思八再次归藏，忽必烈再三挽留而不能，遂令亦怜真继帝师位。

据《萨迦世系史》的有关记载，亦怜真也是出身于萨迦昆氏，是八思巴同父异母的兄弟。八思巴在大都期间，他一度接任萨迦寺住持。但不久以后他也到了大都，并当上了忽必烈供养的大喇嘛。

亦怜真任帝师期间最著名的事迹就是主持了大圣寿万安寺（今称白塔寺）白塔的建造。

白塔寺元代时称万安寺，明代天顺朝伊始（1457年）即改称妙应寺，并相延至今。由于寺中尤以那座美丽壮观的藏式白塔引人瞩目，明人蒋一葵写道：“珍铎迎风而韵响，金顶向日而光辉。亭亭岌岌，邀映紫宫。制度之巧，盖古今所罕见矣。”久而久之，北京人遂俗称该寺为白塔寺了。

多年来，每当有人著文提到北京城中这座白塔时，或许是出于方方面面的考虑，大多仅提及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以至反忘却了真正的主持建造者亦怜真。

其实“塔”这个字出现得很晚，是公元一世纪左右由当时的佛经翻译者依梵文的近似发音创造出的专用汉字，所以《说文》中只一解：“西域浮屠也，或七级、九级，至十三级止”。塔字的字形含义即为了埋葬遗骨所高高垒起的土石建筑物。

塔源于古印度，说法有二，较可信的一种称：释尊在世时，有一个叫从毗舍的弟子问他，佛祖涅●后应怎样做才能表达我们的忠实和虔诚呢？佛陀遂将身上披着的方袍平铺在地上，把化缘用的钵扣在中央，最后有将手持的锡杖树于覆钵之上。释尊涅●火化后，尸骨变成“击之不碎，色彩晶莹”的珠子，梵语称“舍利”。弟子们谨照上述的理解，便造了那样的一个与当时印度很流行的住宅样式相仿佛的高大建筑，并将佛舍利置于其中，梵语称Stupo,巴利语叫Thupo，后讹变为塔波等，或干脆简称为塔。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信徒们也把佛的遗物、经书、舍利等带向各地，当地的人们为表示景仰，也造一个类似建筑保存这类遗物，于是，佛塔就成了佛家特有的纪念碑，并按照当时、当地工匠的审美意趣、习用材料和建筑风尚，变得异彩纷呈起来。

藏传佛教中佛塔的应用极其广泛，已大大超出了汉地佛塔久以形成于人们心目中的概念。在藏地，佛像前摆的有塔，庙堂中供的有塔，寺院中建的有塔，更有将祖师造像奉于特制的塔中者。这皆因为，藏密除了极讲“三密”，“三业”（前章已介绍相关内容）外，还有个“三所依”——即佛像为身之所依；佛经为语之所依；佛塔为意之所依。所以，当帝师亦怜真主持白塔的建造时，便按照密宗仪轨，将塔体遵照身、语、意作三层设置。

以身密之所依，亦怜真先在塔基筑成地宫。地宫正中安放石函，内置佛舍利及密宝，并于石函上雕刻五方佛及随侍之八大鬼王。相应于须弥座上遍雕护法诸神主、财宝天、八大天神、八大梵王、四王九曜和十方天龙等世间护法神，并且在瓶身之内安置了一组庞大的曼荼罗。其中又包括十方诸佛、三世调御、般若佛母、大白伞盖佛母、尊圣佛母以及无垢净光、摩利支天、金刚摧碎、不动明王、金刚手、文殊和观音菩萨等；以语密之所依，其于塔身之中广藏密典。据《至元辩伪录》卷五中描述，计有《佛顶》、《秘密宝箧》、《无垢》、《菩提场庄严》、《般若心经》等经典百千余部，“夹盛铁锢，严整铺累”；以意密之所依，他为了“表法标显”，于瓶身外面雕刻五方佛及四方契印。即东方单杵、南方宝珠、西方莲花、北方交杵，并于“四维间侧四大天母所执器物”，还从印度等地取回名山圣土，和以金银珠玉、珊瑚七宝、名贵香料等制成香泥小塔十万余置于塔内。如果这些珍贵的物品仍能完好无损地存于塔内（这种可能当是非常大的），则无意是藏传佛教及其艺术珍品的巨大宝库。

这座规模宏伟壮观的白塔历时八年，终于在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落成。当时，由刘秉忠规划营造的元大都城刚刚建成，正象白塔碑铭所载：“新都适就，先创斯塔，托佛力之加佑，冀宝祚之永久，保大业之隆昌。”

这座建成于元代的白塔，是国内现存最早也是最大的藏式佛塔。它全部采用砖石结构，底面积1422平方米，高达50.9米，由塔基、覆钵、相轮和塔刹四部分组成。白塔塔基又分三层，通高9米，每层内收分二折，呈现为多角的亚字形。塔基最上一层用汉白玉雕有24个凸起的巨大莲瓣，围成莲台状。莲座上直径9.7米的圆形塔身，上肩略宽，连接莲台处稍向内收，犹如一个硕大无比的倒扣着的化缘钵，因此，这类源于尼泊尔的藏式佛塔，便又称为覆钵式塔。“塔脖子”的小须弥座上，共有十三层圆形收杀的相轮，又称十三天，表明它是供有真佛舍利的佛家最高等级的佛塔。在相轮最上方与重4吨、高5米铜质鎏金的塔刹中间，还有个结构精巧的华盖，或叫天盘。天盘四周，垂吊着36串青铜透雕的华缦，而每个华缦下，都垂有一个铜铃，劲风吹过时铃声振响，远播八方，愈增添了白塔静夜中独具的魅力。《圣旨敕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铭》中称它“制度之巧，古今罕见”，应当说一点也不夸张。所以，塔建成后深得忽必烈赞许，遂下令以塔为中心，兴建大圣寿万安寺，“帝制四方，各射一箭，以为界至”。

古时“一箭之地”取垛120步至150步不等，大约折合现在200米长。从元代万安寺山门遗址到白塔的距离恰好是200米，故可推测，白塔寺在元代时，四边界至各长400米左右，使整个建筑的占地面积达到16万平方米，其工程之浩大，建筑之宏伟壮观可想而知，无怪后人指称：“竭生民之力以落寺宇者，前代未有。”

据史料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十二月，为筹备修造万安寺的木料，曾动用中卫军4000人，砍伐了58600棵大树，可知其用料之费；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万安寺落成，为粉饰佛像和窗壁彩绘，耗用黄金540多两，水银240余斤，可推断其开销之巨；“其殿陛栏●，一如内廷之制”，可想其建筑之奢华；成宗铁穆耳时，“国忌日”当天一次饭僧达7万众，可见其庭院之广阔。

     但是，帝师亦怜真并没有享有他应有的殊荣。在《元史·世祖本纪》中，圣寿万安寺白塔的建成与亦怜真的辞世出现于同一条中，即是说，白塔建成之时，便是帝师亦怜真谢世之日，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他身后而不名，或许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等，反成就了阿尼哥此后的英名。

阿尼哥（1245—1306年），又名阿纳噶木，尼泊尔人称他“八鲁布”、“巴勒布”。1245年出生于尼泊尔帕坦一个贵族家庭，属古老的纽瓦尔部族。生地在今尼泊尔圣阿巴格帝南岸，离首都加德满都不远。当地以建筑、雕塑和工艺制作著称，有“良工之萃”的美誉。正是他最初将这种已很大限度尼泊尔化了的塔的造形带到了西藏，深受当地教众的喜爱，也因此得到八思巴的赏识。

事在1260年，当时元世祖忽必烈奉西藏萨迦派五祖八思巴为国师，并授以玉印，使西藏顺利地归附内地中央政府。为庆贺西藏的和平归附，并表元帝国对西藏的重视，忽必烈敕令八思巴在藏地修建一座黄金塔。于是，八思巴将建塔之事托付给当时的尼泊尔国王。尼泊尔国王欣然接受了八思巴的求助，在全国征召工匠，最终麟选80名优秀工匠，阿尼哥即为其中之一，且自告奋勇担任这支建筑大军的头领，时年仅17岁。

    阿尼哥率领众工匠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建塔任务。在建塔过程中，阿尼哥表现出高超的技艺和非凡的指挥才能，所以在黄金塔建成后，八思巴执意将其留在身边，并亲自为他剃度，收为入室弟子。

    1262年，忽必烈诏请八思巴进京弘法，阿尼哥随法驾抵元大都。面圣时，忽必烈问他：“你到我们大国来不感觉害怕吗？”阿尼哥答：“圣人对他的人民像孩子一样关心、爱护，我来到您的面前就像在父亲面前一样，有何惧怕呢？”他的回答令忽必烈赞叹不已，从此受到忽必烈的赏识。

    在重用阿尼哥前，忽必烈特地让他修补一躯宋室遗留下来用于针灸的铜人。由于年久失修，铜人的关鬲脉络大都损坏失灵，曾经找过许多工匠修补，但无一人能担此重任。阿尼哥接受这项任务后，潜心研究，精心修理，经过四载，终告完成。忽必烈得知铜人修好后，当众对阿尼哥大加赞赏。皇室的工匠见到修好的铜人无不佩服，一致惊叹道：“天巧，非人所及也。”阿尼哥由此而名声大噪，忽必烈也将一些修寺、建塔、雕塑方面的重要任务交给他去完成。

    阿尼哥不辱帝王的重托，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至元十年（1273年）被授予“诸色人匠总管”，至元十五年（1278年）又被擢升为光禄大夫、大司徒，“领将作院事”。将作院是掌管宫廷服用及各类器物制造的机构，一个外国人能成为将作院这样一个重要机构的领导，足见其能力和影响非同一般，同时也反映了元统治者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宽容政策。

1306年阿尼哥猝然逝世于大都，享年61岁。元成宗特地为他辍朝致哀，并赐他“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凉国公”、“上柱国”等尊贵称号。还按其本国风俗，将其遗体火化。他的身骨葬在了当时的宛平县香山冈子原，一生共娶了10个妻子，生有14个子女。

    阿尼哥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大师，才能体现在建筑、雕塑、绘画等多方面，并且都有突出的贡献，这些在元代大学士程钜夫撰写的《凉国敏慧公神道碑》中有明确的记载，在塑像方面，成就尤为突出。他在朝廷设置的“梵像提举司”里辛勤耕耘，为各地寺观塑造了大量佛像。《元史·阿尼哥传》说“凡两都寺观之像，多出其手”，可见其塑像数量之多。《元史·阿尼哥传》还称他“长善画塑，及铸金为像”，结合《元代画塑记》的记载，可以推知他当时塑造的佛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夹●像；一类是失腊法铸造的金铜造像。由于阿尼哥在艺术上的频繁活动和突出成绩，使他的艺术风格在中原地区产生了极大影响。当时人们都称其造像为“西天梵相”或“梵相”，表现出对其艺术风格的认同。同时还不少人投其门下，从他学习技艺，大都宝坻人刘元就是其中的一位，也获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阿尼哥所传“西天梵相”，应当是尼泊尔约十二世纪的造像风格。尼泊尔佛像艺术的发祥大体与印度同步，约出现在公元一世纪，十世纪开始了民族化进程，约十二世纪时终于形成相对固定的样式，艺术风格和制做工艺趋于成熟。阿尼哥的“西天梵相”正是秉承了尼泊尔成熟期的艺术风格，造像胸阔腰圆，四体显得很健壮，头大面方而微内颔，雕刻精细，手法细腻，尤重造像姿势、表情和装饰的世俗审美情趣。当时的尼泊尔佛像艺术是在吸收和融合印度帕拉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风格中保留了较多帕拉艺术因素，国外学者习惯称之为尼泊尔——帕拉风格。

正如念常（1282—1341年，元代禅宗杨岐派僧，华亭人。其历20 年著成《佛祖历代通载》为后世所重）在述及密教在中国的流传时所说：“佛法流行于中国久矣，三乘之教风靡九州，其道至焉。唐宋间始闻有秘密之法，典籍虽存，犹未显行于世。国初，其道始盛于西鄙。统元中，天子以大萨思迦法师有圣人之道，尊为帝时，于是，秘密之法日丽乎中天，波渐于四海。精其法者皆致重于朝廷，敬慕于殊俗，故佛事之旧一变于齐鲁。”

3、格鲁派的兴起及其对内地的影响

如实说，有明一代皇位的更迭对于藏传佛教在当地的影响并不明显。

1368年朱元璋建立朱明王朝，西藏地方各大势力顺理成章地认同了中原的王朝更迭，也迅速得到了新王朝的敕封。那时，史料中称西藏中部地区为“乌斯藏”，那里，与元朝时并无二至，依旧是西藏政治、经济和佛教传播与发展的中心。藏传佛教各教派竟相兴建寺庙，竭尽全力发展和扩大本教派的势力和影响，其中，尤以格鲁派的崛起影响巨大而深远。当然，与格鲁派分庭抗礼的噶举派，在拉萨和日喀则地区继续广兴寺院；萨迦派则在日喀则和萨迦地方仍保持着巨大的影响。

如果谈到细节，倒是朱明王朝放弃了蒙古人的做法，在西藏地区不再采取单独扶持一个教派政治势力以为代理人的做法，而是“众封多建”，对西藏各主要教派和地方势力均予分封，并利用分封、袭职、替职和例贡等形式使其各自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

明洪武帝朱元璋幼年出身禅宗，因此对藏传佛教并不似元朝皇室那样崇信有加。但是，自成祖朱棣始，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影响迅速扩大。当时，一方面是坐镇藏区的各教派，频频派遣手下僧人和使者到内地朝贡传法；一方面是明廷赐赍丰厚、加封不迭。于是，留居北京的藏僧日渐增多，例如朱棣曾一次敕封三大法王、五大国师、十大禅师，受封之人涉及格鲁、噶举、萨迦等不同教派和前后藏及安康等广大的地域。又因“茶马互市”，促进了藏东地区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佛教的传播渐次扩展到今西藏昌都地区，云南迪庆、丽江地区，四川甘孜、阿坝(史称“嘉绒藏”)，青海玉树、果洛、黄南、海南和甘肃夏河等地。唯有藏西地区的古格王朝，直接隶属于中央，还专门设立“俄力思军民元帅府”，管理阿里地区事务，使之依然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

明廷对来内地的藏僧廉价地奉送师号和赏赐数倍于朝贡物，并大多优待留居京师诸寺，使藏区僧人一时间纷纷踏上进京之途。驿道应接不暇，羁留在京者耗资巨大，迅速成为明廷的财政问题。而内地人，尤其邻边杂居汉人冒充藏僧的事也时有发生。据《明实录》记载，嘉靖二年(1523)闰四月，四川宣慰司起送番僧一千七百余人入贡。礼部上奏说，弘治年以前入贡番僧多不过千人，今数增至倍，日甚一日。当时，入贡的僧人涉及各派，其中噶举诸派最多。据《明实录》的记载，在明英宗即位时，在京番僧多达千人以上，后来益增，北京城中大的寺院均被番僧居住。《明史·西域传》评价：“初太祖招来番僧，本藉以化愚俗，弭边患，授国师、大国师者不过四、五人。至成祖兼崇其教，自阐化王等五王及二法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其他禅师、僧官，不可悉数”。

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后，尤其推崇藏传佛教。他带头学习藏语，诵经习法，还时常身穿藏僧服演法，自封“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大自在佛”，并铸成金印，用于诏书，俨然一位法皇。他常与藏僧、宦官一起习诵经咒，为宫女断发讲经，还在皇城之内建立佛寺，请藏僧住持。《武宗实录》中称，武宗于藏文、梵文无不通晓，于佛经论典颇有研究，尤其对藏传各派教法均能通达。正是这位正德皇帝过于信奉藏密，故经常引起儒臣们的不满和反对，不时谏奏，请示革除藏僧，正治其罪。

就在内地藏传佛教进入第二个弘传期时，西藏佛教界也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宗喀巴发起的宗教改革和格鲁派的崛起。

    藏传佛教诸派中以格鲁派的形成最晚，但是发展却很快，后来在汉地的影响也最大。格鲁派祖师宗喀巴(1357—1419年)原沙弥戒名叫罗桑扎巴，生于青海湟中(今塔尔寺一带)的佛教家庭。因藏语里湟中被称作“宗喀”，故后人尊称这位圣者为宗喀巴。宗喀巴幼年时曾得噶玛噶举派四世活佛乳必多吉授近事戒，后来又随敦珠仁庆学习经论，得授密教灌顶。成年一度师从霞鲁派贡松邓清巴·却吉贝哇，并得到衣钵相传。他继承了噶当派的传统，得霞鲁派宗风。主张以显教为主，兼习密教，即先显后密的教法，尤重密集、时轮、胜乐、喜金刚四部修法。他36岁后发起宗教改革运动，主张僧侣严守戒律，不娶妻，不参与农事活动，严格寺院组织管理，禁止世俗贵旋操纵宗教事务等。当甘丹寺落成后，正式开宗立派，人称甘丹寺派。因他的宗教理论被称做甘丹必鲁，后简称演化成格鲁，即藏语善规的意思。又由于宗喀巴本人在为振兴戒律而改戴持律者所戴的黄色尖顶帽之后，弟子们也随即纷纷效法，故后世也称格鲁派为黄教。

    宗喀巴的改革最先得到西藏帕竹地方政权的全力支持，成效甚著。明永乐七年(1409年)，帕竹首领禅化王扎巴坚赞和内邬宗宗本南喀桑布等支持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首次召开大祈愿法会，与会僧众达万余人。宗喀巴正是在这次大会上最终被公认为西藏佛教界的领袖。从此以后，格鲁派便成为在西藏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一个派别了。宗喀巴死后，弟子达玛仁钦继承法位，被尊为贾曹杰(即“接替宗喀巴法王地位的人”)，另一弟子格雷贝桑成为甘丹寺第三位座主，尊称克主杰。这三个人就是被后世信徒称做“师徒三尊”的格鲁派早期三大领袖。

    格鲁派的活佛转世出现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后发展成为四大传承系统，即藏地的达赖、班禅和内蒙古的章嘉、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四大系。

达赖喇嘛是格鲁派最大的活佛转世系统，西藏黄教信徒认为，这一系活佛是观音菩萨的化身。1542年，哲蚌寺座主根敦嘉措死后，正式开始寻找其转世灵童。历经两年时间，终于在堆垅地方一个贵族之家，确认了两岁的索南嘉措为根敦嘉措的转世灵童，到了1546年把他迎至哲蚌寺坐床，同时追认宗喀巴的弟子根敦主为一世，根敦嘉措为二世，其为第三世。1576年，索南嘉措到青海会见了蒙古土默特部的俺达汗(成吉思汗十七世孙)，以联合蒙古势力，强化格鲁派在西藏的地位。当时二人曾互赠尊号，俺达汗尊他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圣”在这里是超凡绝俗的意思，“识一切”为佛家对精于显宗教法大师的尊称，“瓦齐尔达喇”是梵文持金刚，引深作精通密宗，“达赖”为蒙语大海，合起来就是说他显、密修持均达到最高阶段，是学问如同大海般渊博，超凡入圣的大师。索南嘉措死后一年，俺达汗的重孙出生，旋被认定是其转世，并正式沿用达赖称号，成为第四世活佛。

达赖执掌西藏政教大权始于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当时，掌握着帕竹政权的仁蚌巴家族开始支持噶玛噶举派掀起反黄教高潮。但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时期，黄教却受到蒙古各部首领的支持，并在蒙古地区广为传播。到了五世达赖时，蒙古和硕部固始汗与格鲁派结盟出兵藏区，最后围攻日喀则长达一年，终于剿灭了第司藏巴等反黄势力。于是，固始汗与格鲁派联合执政，同时奉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为藏区政教首领，遂开格鲁派参与执掌西藏政权的先河，并于清顺治五年（1648年）建成了布达拉宫的白宫部分，用作历代达赖喇嘛坐床、亲政以及生活起居和主持重大活动。

清康乾之间，西藏再次爆发大规模战乱，六世达赖仓央嘉措（1683—1706年）——这位充满了浪漫情调的情歌活佛，被拉藏汗指控为不守清规的非法“灵童”，在压解至北京的途中死于美丽的青海湖畔。1721年，雍正帝令军队护送七世达赖格桑嘉措入藏，同时平定了战乱局面。1751年，为安定西藏政局，乾隆帝下令由七世达赖掌管西藏地方政权。

简言之，第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坐床之初，刚好是西藏各教派的反黄教高潮时期。他一度避难于山南地区，后来借助蒙古军队镇压了各个反对派势力，遂于顺治九年（1652年）专程赴北京觐见顺治帝，顺治特意建西黄寺作为他的行宫。1653年，清廷特遣礼部尚书首次册封，封号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遍瓦赤喇恒喇达赖喇嘛”，并赐黄金550两，白银11000两及丝绸、珠宝等物，每代达赖的更迭例由中央政府册封形成定制。七世达赖以后，格鲁派开始在西藏享有政教合一的特权，根本驻地为布达拉宫。其中红宫高大的殿堂里，安放着历代达赖喇嘛的灵塔，而最高的萨松朗杰佛堂中，则供养着清乾隆帝的画像和用汉、藏、满、蒙四种文字书写的“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长生禄位。这种对内地中央政权的认同，甚至深入到对于达赖传世灵童的认定上。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始，为防止藏蒙贵族操纵格鲁派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四大活佛的转世灵童选拔，金瓶掣签就一直在中央政府的监督下，并以中央政府的金册册封为最终的认定形式。现传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35年生于青海湟中的一户农民家庭。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圆寂后，1937年被寻访为转世灵童，1939年12月，当时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主持了认定和坐床大典，翌年2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免以金瓶掣签，特准继任十四世达赖喇嘛。1951年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后，委派阿沛·阿旺晋美等五人赴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谈判，5月23日签订《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10月24日，他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同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委员会候补委员。1954年9月，他进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2月当选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他又当选为筹备委员会主任。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叛乱，他于3月17日晚离开拉萨，在山南隆子县宣布成立“西藏临时政府”。后逃离祖国，在印度喜马偕尔邦拉县达兰萨拉打出“临时政府”的旗号，顽固坚持分裂立场。其实，按照惯例，中央政府有权撤销某一任达赖喇嘛的名号。例如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于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903—1904年）领导全藏人民抗击英国两次入侵，在抗击英军第二次侵略失败后，命甘丹赤巴罗桑坚赞摄政，自己率少数侍从经青海逃往外蒙库仑。当时光绪帝不明真相，盛怒之下革去其名号，第二年才恢复。可是宣统二年（1910年），因川军入藏后造成局面大乱，其出走印度，结果清廷在醇亲王摄政时期再次宣布撤销了他达赖喇嘛的名号。加之前述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绝传的例子，可见历来企图分裂祖国和叛离祖国者的结局都不大妙，至少会为后世所不齿。

    班禅额尔德尼是格鲁派在西藏的另一著名的活佛转世系统，被信徒们尊为无量光佛的化身。班禅一词源于梵语和藏语中“班智达”、“禅保”的省略式，额尔德尼则为满语，过去译作宝师。这一称号始于罗桑却吉坚赞。当时五世达赖年龄还小，又恰逢多事之际，他一方面作为小达赖的师长，一方面实际上担当扎布伦寺的主持。1645年蒙古和硕部的固始汗应邀进兵西藏稳定了局面后，鉴于其学识和才干，尊他为“班禅博克多”。后世弟子上溯其师承，以宗喀巴的弟子克主杰为第一世，依次以降，其为第四世，1713年经清康熙帝正式册封并掌管后藏政教事务，遂成定制。根本寺院是后藏的扎什伦布寺，现传至十一世。其中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是1944年拉卜楞寺活佛计美赤来嘉措确认的转世灵童，解放后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名义会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为祖国的统一，汉、藏及各民族团结和西藏的繁荣发展贡献了他毕生的精力。

    哲布尊丹巴一系，原为蒙古喀尔喀部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转世活佛，藏语称杰尊唐巴，意即至尊圣者。其始于当地人对藏密觉囊派（约十三世纪下半叶原卓系时轮学派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以更邦钦波·突结尊追在后藏拉孜县境创建的觉囊寺得名，传承至今未绝）在漠北弘法的迈达理活佛多罗那它的尊称。其一世哲布尊丹巴咱纳扎巴（1635—1723年）入藏学习时，曾经受戒于四世班禅，并于五世达赖座前听法历8年之久。1651年五世达赖喇嘛令其改宗黄教。他回到库仑后，扩建了原光显寺（即额尔德尼召寺），并使之成为驻锡地和格鲁派在漠北蒙古的根本寺院。康熙三十年（1691年）清廷初封，称为呼图克图大喇嘛。哲布尊丹巴一系凡八传，第八世于宣统三年（1911年）一度宣布外蒙古独立，成立“外蒙古自治政府”，自称“大蒙古皇帝”。1924年其死后，这一系最终绝传。

    章嘉一系源于青海，是内蒙古地区格鲁派著名的活佛转世系统。其传承和著名人物，我们将在后文中述及。

    总之，在藏传佛教的派别中，以格鲁派对近代的影响最大。该派以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为根本，不仅建立了严格的寺院组织，形成了大规模的寺院式领主经济，而且自达赖喇嘛始，西藏原噶厦政府僧俗两大系统的官吏中，所有僧官均出这三大寺，且无一例外。除此，该派还有一套相当完备的僧侣制度和学位制。如甘丹寺，因为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升座和圆寂之地，故一向为格鲁派根本道场。寺中常驻僧侣3300众，分在绛孜、夏孜两大扎仓。两大扎仓的座主必须在取得格西学位后，再在上下两密院潜心修行，并通过一次次辨经和考察后，才有可能被选拔成为“绛孜法王”或者“夏孜法王”。这两个“候补法王”都有资格担当7年一轮的甘丹赤巴。而甘丹赤巴的地位仅次于达赖和班禅，在前一代达赖圆寂，新一任达赖亲政前，甘丹赤巴即为原噶厦政府的摄政，藏语称“贾曹”，意思是“代表”，至今已有97传。

    早在公元1414年，宗喀巴就派出他的弟子绛钦却杰(原译作释迦也失)前往北京觐见明永乐帝，并受封为大国师，从而使该派很快影响到北方地区。明朝末年，又通过蒙古与后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初时，囊苏喇嘛携其法弟白喇嘛到达赫图阿拉城，努尔哈赤亲自设宴款待，礼为师尊。至皇太极定都盛京之后，又于盛京四门各建永华、延寿、法轮、广慈四座塔寺，寺内各立大佛一尊及左右肋侍，另立八菩萨、四天王和宝塔一座。1642年，在皇太极延请下，达赖喇嘛谴使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一行抵盛京，受到更为隆重的礼遇。

    从本质上讲，后金政权信奉黄教，是为了争取蒙古各部和西藏上层，但这些举措在满族亲贵和平民中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藏传佛教迅速得以东北地区弘传。顺治入关后，又对藏传佛教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纵其发展的政策，而格鲁派上层人物的活动，也确实为清政府稳定蒙藏地区起了重大的作用。所以在清代的二百多年中，格鲁派不仅在西藏独享政教合一的大权，而且在蒙古、北京及周边的五台山地区等也得以广泛传播。该派的四大领袖一直和清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其转世活佛由中央政府册封形成了固定的制度。

    清代常驻北京的藏传佛教八大呼图克图中，以章嘉活佛的地位最为尊崇。章嘉，原系青海土族寺院佑宁寺活佛系统。因一世生于互助土族张家村，故称“张家活佛”。至康熙年间，清圣祖玄烨以“张家”二字不雅，遂改称“章嘉”。由于二世章嘉阿旺洛桑却丹(1642—1714年)参与调解蒙古卫拉特部与喀尔喀部的纠纷成功，及在北京和内蒙等地弘传佛法的成就，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受封“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得赐八十八两八钱八分纯金大国师印。自此，章嘉一系便成了格鲁派四大活佛中唯一被封为国师的藏传佛教领袖。

有清一代，学识最为渊博的藏传佛教学者当数三世章嘉若必多吉(1717—1786年)。他于雍正二年(1724年)进京，先后从二世土观活佛、七世达赖、六世班禅及其师阿旺曲丹广学显密经论和本派教法。除藏语和梵文外，还通晓汉、满、蒙多种语言。乾隆九年(1744年)，他主持了雍正王府的改建工程，使雍和宫成为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不久，他又在妙应寺(今俗称白塔寺)创建了专习满文经藏的寺院，并在颐和园内建造了一座三层佛堂，亲塑千首千臂白伞盖佛母像，及建成了内设四续部立体坛城的金顶佛殿。他亲自为乾隆帝授胜乐灌顶，讲授胜乐二次第及瑜伽母、空行、六臂怙主诸法。据记载，随同乾隆学法的还有数位皇子、宗亲及满、汉大臣。这与乾隆十八年(1753年)重修妙应寺白塔，并于塔顶封入大批珍贵佛教文物，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据清代《理藩院则例》记载，当时的藏传佛教的确盛极一时，几乎成为国教。仅北京地区理藩院在册的藏传佛教寺院就有四十座，除了妙应寺、雍和宫、隆福寺、大正觉寺、大隆善护国寺和东、西黄寺等三十二座外，另有承德避暑山庄左近八座。因这八座寺庙的管理和用度例由理藩院负责，并常年由雍和宫代行领转，所以至今民间仍以北京为基准，俗称承德八座藏传寺庙为“外八庙”。

简言之，约从十一世纪中叶以后，藏传佛教开始由原来分散传承的许多学派，逐渐地形成了几个较大的宗派。有显教的，也有密教的。一般来说，以讲论、传承大乘经论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显教的派别；以修持、传承密乘教法为主的就属于密教的宗派。但是，藏传佛教各派由于都形成于密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所以使得显教各派深受影响，也大多传承和修持密教之法。而密教从根本上讲，则是在大乘佛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它与以波罗蜜多派为代表的显教，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密宗各派中同样要学习显教的经论。在密教的许多典籍里，甚至规定教中的高僧必须诵读的大乘契经。这就使得藏传佛教中显密的划分，极易产生很大的分歧。目前，在学术界较为一致地看法是：先后形成于十一世纪末、十二世纪初的希觉派和觉域派等属于显教的派别；兴盛于十五世纪之前的宁玛派、萨迦派、香巴噶举、塔波噶举、觉囊派和霞鲁派等，都属于密教的宗派。最早形成的噶当派和最晚形成的格鲁派这一前一后两大派，认为也属密教派别的是主流。近年来，也有人认为其应属显教的派别。但倾向性的意见是：就总体而言，西藏后期佛教就是密教，显教的经论、仪轨只是修行的一个阶段，只是为密修扎根基的一段必不可少的入门课。所以其做为独立的教派，因已被溶入密教之中，于是不再被视为藏传佛教的主流。